课堂教学的悖论
用考核、考试的方式来选拔的制度,是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些制度现在依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我们最最尖锐的矛盾就是高考的制度和培养人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能替代高考。虽然大家都觉得高考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还必须要用它;不仅要用它,而且还要把它用好,这就是个悖论,不好还没法放弃的悖论。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探索。所以你看,中央把这个高考的改革放在国家综合教育改革,放在国家整个改革的体系当中,列为2014年十大综合改革项目的第一项,可见这件事情之重要,之受重视。因为如果我们按照现行高考的简单方式选拔的话,就会发现许多重要的东西反映不出来,甚至于压抑了我们必须要重视和培养人的一些诉求,所以高考要改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生活着,在这样的矛盾当中工作着,还要不断地把工作推向前进。同样在课堂教学当中也有很多的悖论,我今天主要讲4对矛盾:
第一,标准化的要求与创新的矛盾;第二,回答问题与产生问题的矛盾;第三,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的矛盾;第四,统一化与个性化的矛盾。这四个矛盾的八个方面都不是简单的说“是还是非,好还是坏”的问题,它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他们之间确实是相互对立的,所以我就想拿这些问题和大家讨论。
我们说世界是在矛盾当中运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的发展。但是矛盾是通过对立达到统一的,世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更重要的有矛盾的发展方向、转变方向,这个我们需要把握住,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我们要把握这个教育发展的态势、趋势、未来,这是对我们在座的各位素质的挑战,我们希望提升自己的基本素养,推动矛盾向积极的方面转化。
第一,是标准化和创新的矛盾
这个标准化是我们传统教育和现代工业化以后教育的一个最天然的结合,中国文化对于这个规范、规矩、行为模式的要求和工业化以后提出来的要大规模的标准化以提高我们活动的效率和价值的这样一种要求,是个非常天然的结合。农业化和工业化之间有很多矛盾,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工业的要求是高度吻合的。我们几千年的教育和最近工业革命二三百年以来的教育在“标准化”教育这个问题上不断在强化这种吻合。讲什么,怎么讲,我们有没有统一的内容?不仅统一内容还要统一教学方法,不仅统一教学方法,还要统一教学步骤。这个最典型、最顶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50年代,当时我们受前苏联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高度熟练地运用了凯洛夫的教学模式,这个模式的教学把教学分成最基本的五个步骤,这五个教学步骤就是“准备上课—复习旧知—讲授新知—巩固新知—布置作业”,每堂课都是这么分成五部分。而且在时间上都有明确的规定:准备上课2分钟时间,巩固已有的学的内容10分钟时间,讲授新知25分钟时间,总结复习讲授的新知5分钟时间,最后布置作业3分钟时间。在50年代的时候,标准化到每一个环节都要提示所有上课的老师。这个最精彩的是,我们是电铃,2分钟时候打一次铃,10分钟时候打一次铃,25分钟打一次铃……一堂课不是打二次铃,是打五次铃,就是按照这个铃声,来进行整体性的操练。以前是摇铃,现在我们大家基本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学校是比较好一点的学校,也算比较大的学校,那时摇铃在传达室里摇教室里是听不到的,校工拿这个铃从传达室往后面摇,等摇到回来又到时间了,又往后面摇,跑回来又要往后面摇了,这个老先生就在不停地走,不停地摇。那时候全国就一本教育杂志叫《人民教育》,《人民教育》杂志曾经介绍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教师怎么掌控教育时间,严格按照环节要求进行教学的经验。介绍什么经验呢?当时在福建农村,没有电铃,摇铃也没有,但是老师怎么控制时间呢?他有个发明,当地有一种草,这个草燃烧的速度很慢,老师把这个草刻上刻度,点燃它,点到2分钟的时候,就到一个点,点到10分钟的时候又到了一个点……他在草上标好刻度,上课的时候把这个草点着,按照这个刻度进行上课——这是当时《人民教育》介绍的一个先进经验。
这不是说一个笑话,我说这个事情是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当时整个标准化的教学非常严格,我们教学方法,教学步骤都有固定的程式,对教学内容那更是规定得比较统一。当时的教学内容、教科书具有准法律的意义,你要改变教学内容是不允许的,教师是没有改变教科书上内容的这个权力的。我们当时大部分是引用了凯洛夫教育学的原理,也是把当时苏联的教材拿过来,这个苏联教材它规定的许多内容跟我们国家非常地不吻合,但是按照规定,教师即使发现了错误,也不能纠正,只能写报告说,这个教材内容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但是你自己不能改,你还要按照规定的内容讲授,如果说上级同意了,有批准了,你才能够修改你的教育。我们这个标准化在内容、形式、方法上都在50年代时达到了顶峰。虽然后来我们也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标准化作为总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态度。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要求有创造性的人才。世界的多样性,世界的丰富复杂性,需要有丰富多样的人才,在这个世界上创新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发展动力。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现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什么叫知识经济?最通俗地理解,望文生义,就是用创造性的知识去推动经济,我们产生创造性的思想,这个创造性的思想产生技术,这个技术转化为产品,这个产品带动了人类社会的创造和发展,这就是创新经济、知识经济。以前有某种产品能用很长时间,延用几千年,至少上百年,所以有百年老店;现在呢,每天都在出新,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这种变化的速度已经到了目不暇接的地步。现在的互联网对于生活的改变,你稍微回过头想一想这是惊天动地的变化。你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到邮递员吆喝,某某人家你们家有电报,某人家就拿章去盖章。电报,现在还有电报吗?在90年代的时候要装一个电话,想想看你们的电话是什么时候装的,我想我们在座同志绝大部分是21世纪以后装的,90年代装部电话的人是不多的,90年代装一部电话要多少钱啊,最少要5500元。5500元相当于当时全年工资的10倍,而且还要等很长时间。现在我们家里还用电话吗,不用了,全部用手机替代。这个时间在历史上是那样短,特别是软件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我们每天都在变化。现在我们谁想得到,以前我们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人不要出门,你可以在你的房间里面,安安稳稳地活得那么好,所有的东西都送到你门口来。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网购来生活的,每一个公司,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每天门口都有一大堆东西送过来,现在很多的商店有人去看,但是没有人去买东西,现在所有的商店都变成什么了呢,都变成了产品展示店,看明白了,回去网上下单。随着电商的发展,我们那个熟悉几千年来的商店销售模式将会被彻底颠覆。这些变化都在这几年时间,充其量只有5年时间。与此同时,我们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就业队伍,这个队伍就是快递行业。我们现在国家有不少快递就业人员,四千万, 这个15年时间发生了这种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瞬间,可是对这个国家,对人的生活发生多大影响?太大了,所以我们在银行,在交通,在气象,在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深刻感受到这个互联网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所以我们这个互联网叫万众商品大卖场。世界逐渐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小型化,要求我们每个人以自己的姿态,以自己独有的特点去应对这个世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30多年时间,从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快速地消化了世界上200年来的所有文明成果。
我们模仿消化世界上200年所有工业的、科学的创作方法,那么我们现在这些先进的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消化吸收,在很多行业领域里面都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沿,和发达的国家,和发达的领域处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以后我们必须要自己创新,没有人再送你一个现成的东西,你没有人可以模仿,只有靠我们自己,所以创新人才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中国继续发展的第一级人才,而教育是人才的基础,我们能不能培养创新人才就成为我们教育的基石。大家都知道,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知识传授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这个创造性的变化方面是我们的短板。我们现在流传一个叫“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问什么呢,他连续10年每次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讲同样一件事:“我们需要创新人才,我们需要创造性的领军人才。可现在的这个教育是不行的,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不利于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他连续10年同样讲这个问题。他以前也讲,电视、报纸上也报道,但是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在消化吸收外面的已有成果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种东西没有消化,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但随着我们经济的强大,我们可以模仿的东西越来越少,在关键领域、在重点领域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别人手上,我们付出那么多劳动,我们付出那多的资源,我们造成了、付出了那么多环境污染的代价,但是我们赚的都是小钱,而真正赚钱的是拥有技术的国家,高附加值都被有技术的人拿去了。我们感觉国家要继续发展,要可持续发展的话,不走出技术瓶颈,没有自己的创造你就走不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创新变成了时代的最强音符,变成了人人关心的、从中央到地方,从有文化的到没有文化的人都在讲的问题。
所以我们既要善于传授标准知识,又要能培养出创新队伍,这是对我们提出的一个十分艰难的挑战。我们在座的各位都经过选拔出来的优秀教师,我相信在传递现成的知识,传递有用的知识方面都有很有效的一套办法,但是在如何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意识、培养学生创造性的能力、鼓励具有创造性精神的人脱颖而出这方面就未必十分得心应手了。这个创新能力其实在相当大意义上来讲它并不需要单独培养,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创新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凭什么说这话,你看看小孩子就知道:孩子越小,他受到的束缚、受到外界的教育愈少,他的创新能力就愈强。最简单的道理,你带着小孩走在路上,我们已经习惯了,要走大路,要走马路,要走平坦的路,但对小孩子来说就不同,他就往犄角旮旯里走,他就拣有峭壁的路牙子走。小孩的行为你去看一看,每一个小孩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不要去管他,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包括我们用左手写字,还是用右手写字,我们总是要把他纠正过来。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右手写字,我们觉得必须让孩子把左手要换回来,这让他很不舒服,有些人一辈子也不愿换。可是按照心理学家的统计,用左手和用右手是45%和55%的关系,世界上有45%的人用左手,这是正常行为。可是中国人所有人都用右手写字,不再有人用左手写字,为什么呢?中国人的人种和西方的不一样吗?不是的,是逼出来的,必须按照这个规范去做。按心理学的分析,左手和右手是各有优势的,左手强还是右手强是大脑决定的,它不是习惯的问题,这个小孩的天性与生俱来他就是有求异的能力,有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这种求异能力,不需要我们去培养,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保护他,维护他,而不要去压制他。所以有人就说得那么刻薄,说“教育啊,你就不用去培养创造性的人才,只要你们不要扼杀创造性人才就可以了”。有一个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做一个有趣的实验,到幼儿园去,在黑板上画个圆,老师就问,说同学们你们说这个圆是什么,两分钟之内孩子们说出了十几种答案,有的说这是一个O,有的说这是一个月亮,有的说这是苹果,还有一个小孩子说这是老师的大眼睛。这个实验组把同样的问题带到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问同学们,你们说这是什么,两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回答,老师说这没有人回答怎么办呢?他说:“班长,你起来说说看。”班长站起来将信将疑,说:“这个大概是个圆吧。”还“大概”,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他有一个期待,你老师问的话,他肯定是有标准答案的;可是答案是什么呢?他不知道啊,于是他就不敢说。
所以我们越长大越形成了一种等待和按照标准答案去回答问题的习惯。我们已经形成了习惯,任何的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答案是什么呢?不知道,所以就不敢说。那么这个圆到了大学就不知道了吗?接受的教育太多了,教育告诉他什么事情不要胡说八道,你要有标准答案,所以期待着要有标准答案,这就是我们多少年接受教育的结果。12年教育就把一个“圆”变成了“大概是个圆”,这是心理学家做的一个实验,不是编造出来的。我们教育当中,不自觉的,不知道发生着多少按照标准答案去回答问题的这样一个做法。前不久有人在微信上发一些段子,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我们不仅要求要有标准答案,还要求服从规定的程序、规定的步骤、规定的解决的方法,错了一个那是不行的。在山西高考30多少年了,每次题目都是25个题目,每年都是25个题目,每一个题目的顺序都是固定的,前面几道是填充题,后面几个是选择题,后面几个是简答题,后面几个是应用题,这个每年都是一样的,格式都是一样的。我们学生在面对这个试卷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熟悉这个路数,所以到什么时候回答问题都不用思考,已经达到了自动化的程序。可是有一年,这个山西出卷,不知道怎么搞的,把25题和23题这个题序弄倒了,本来是应用题的,弄成综合题,综合题变成了应用题,这一年山西省的数学成绩大幅度下降。为什么下降呢?因为学生遇到这个题看一看不是了,慌了,晕了,不知道怎么办了,等到弄明白的时候,交卷的时间到了。就是我们已习惯于按照既定的步骤和线路规则去审题,我们每天都做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现在上课还是让孩子们双手背在后面,表示对课堂纪律的严格遵守,把这个变成一个对外宣传的非常标准的图片。看到这个照片以后,我是浑身不舒服,人本来是多式多样的,各有各样的姿势,各有各样舒服的感觉,每一个细节他都是按标准化去设计,按标准化去要求,那么你想想看,这与创造性,与丰富多样性,与求异思维怎么能同等?所以我们想要说的是在现在的课堂教学上,怎么应对这个标准化的知识的传播,要遵守科学的规律,同时又能够培养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能允许、鼓励有不同的正确的答案?以前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考试的题目,这个题目很简单,小学生的题目,就是雪,下的雪,化了以后是什么。雪化了以后是什么呢?标准答案,雪化了以后是水。这个当然是对的,小孩子一、二年级议论的问题。可是有一个小孩子说雪化了以后是春天,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非常美丽的一个想像。他当然知道雪化了以后是水,他肯定是知道这个答案的。这样的故事你如果去搜集的话,每天都大量地在产生;如果你搞一个标准答案的话,那也是非常好玩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千百年来标准化的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受到这样尖锐的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要求我们去研究它,重视它。怎么能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首先要尊重他,要相信他。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心理学研究表明创造性和一个人的学习成绩,和一个人的智商没有直接关系,就智商高的人不一定有创造性,智商低的人不一定创造性不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智商关联。有些人他并没很高的智商,但他就是善于奇思异想,经常会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想法。实际上我们首先要认同一条,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创造力,都是有想象力的,很多的伟大的发明家,伟大的创造性的人物,学习成绩都不怎么样。比如说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他的学习成绩就不怎么样,但是他有一个最伟大的母亲。爱迪生上三年级的时候(他是单亲的,父亲不在),他学习成绩太差,太调皮,老师说你算了,你回家,你不要上了。爱迪生回家跟妈妈说,妈妈,老师说我不要去上了。你知道他妈妈跟他说了句什么?“那就不上了。”从此他自己在那里捣古,有了很多伟大的发明。如果爱迪生还继续上学的话,可能就没有爱迪生了。我们有些创造性的人才,在小学以至在中学里就表现出非常优异,有非常出色的智慧和才华,我们也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比如比尔·盖茨,那就是从小到中学就是这样优异的学生,很多人都看这家伙肯定会有成就,但是那个乔布斯就不行了。乔布斯考试考了个学校,又没有考好,没考好他想要学习,没上成,没有上成后来他爸爸妈妈(乔布斯是领养的,他爸爸妈妈觉得要对得起他)说无论如何我要送你上大学,乔布斯后来说是为了照顾他爸爸妈妈这种情感,不得不去,就去吧。可是上到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想,我不能糟蹋我爸爸妈妈的钱,无论如何我不上了,所以到处听听课,到处玩玩,最后就弄出“苹果”出来。
所以这个创造性的人才和具有这个高智商的人啊他是两种形式,我们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智商,什么样的水平,他都有创造性。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认识,然后我们要善于鼓励这个创造性,要保护他们。我们要伤害一个人的创造性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我们很容易按照我们的知识,按照我们的经验,告诉他“你这不行的,你不要胡说八道”。孩子们提出来的很多种思想,很多种想法,我相信有95%是行不通的,甚至99%行不通,但是他有100个想法的话,有1个行得通那就是个创造,所以我们在爱护学生的创造性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地去否定一种学生的意想天开。我记得钱学森在写他的回忆的时候,他经常会想到他一位导师的一个故事。他的导师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有一次钱学森和冯卡门和另外一名著名的教授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当时遇到一个难题,不知道怎么办,大家都在想,钱学森就尝试着说了一种想法。这种想法说出来之后,冯卡门当着另外一个著名教授的面,几乎就是不假思索地说这个行不通的。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否定,那钱学森肯定受到了打击。可是第二天早晨钱学森打开房间的时候,他的导师站在那里。这个导师很坚定地说,钱学森,我已经站在这里有半个小时了,因为看你还没有起床就没有敲门。钱学森说有什么事,有什么吩咐,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没有什么事,就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只有一件事情,你昨天提出来的想法,我很随意地把你否决了,我这是对你的不尊重,我郑重地向你道歉。然后他又说你的想法我又回去想了很长时间,我想那未必不是一种有突破的可能。后来这个证明就是空气动力学上的一个钱学森定理。先生每一次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非常地动情。你说是民主也可以,你说是尊重学生也可以,但是我理解最重要的是对创造性的尊重。我们越有知识的人,越有文化的人,越有经验的人,越容易否认创造性的萌芽。有一种书叫《创造的艺术》,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结论,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这本书看了30年了,书的作者说他通过对世界科学发展、创造总结,发现凡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著名的人物对一个事情做否决的时候他的可靠性只有7%,凡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对一件事情做肯定的回答的时候,他这个可靠性是95%。
无论是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我们教育来说,我们都要坚持一条,越有创造性的东西越要爱护,要鼓励,不要轻易地去否定。即使实践证明这个创新是不成功的,他在创新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也会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像华罗庚讲的陈景润素数研究的价值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陈景润1+1是个什么东西,这个素数理论很复杂,有很多人问他,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价值?华罗庚解释非常精彩,他说:“1+1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陈景润在攻克这个难题的过程当中发明创造了一系列的数学工具。”他说就像我们的一个木匠要打一套家具,这个家具和以往的家具不一样,有很多的创新发明的地方,而现有的工具要把这个家具做出来是不可能的。为了要达到这种目标和要求,首先要发明创造出一些工具才能把这套家具打出来。如陈景润现在已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他已经发明创造了一系列的数学工具,结果我们这个想法可能没有完成,或者最终没有认识性,但是没有关系,他在努力探索这个创造发明过程当中,他会相应地创造成果,也有自己的收获,经验、体验,这是最大的财富。如果我们有一个学生经常有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冲动,不断去探索,不断去尝试,和总是按照既定的、教师讲的方式去完成作业,你想想看,这两个人的发展结果会是怎样?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善于去回答这个问题,去处理这个问题,在教育过程当中一定要尊重、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创造性。
第二,是回答问题与产生问题的矛盾
我们要回答产生的问题,我们教育工作就是回答问题。历史上我们那么多伟大的学者都已经解决了“怎么回答问题”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学生尽快地学会回答问题的思想、知识和方法。可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只是对已有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我们面对的是崭新的世界,没有一个问题是已经有的,都是新的,那么面对新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说提出一个问题比回答一个问题更重要。如果希望有所创新、有所发明的话,他的第一步就是提出问题。提出问题不一定有创新,但是没有问题一定是没有创新,所以创新就是在所有的已有的现象面前,已有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面前有不同的地方,你能不能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有提出问题的勇气,这是你有创造力的前提。那我们这个教育就不行了,我们的教育把学生所有提出的问题的这样一种习惯和勇气都从基础上消磨掉了。你去看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到大学一年级,这四个课堂你去观察,小学一年级老师问学生一个问题的时候,小手如林,都要回答问题,很多学生回答问题非常积极,希望回答。不仅要回答,而且要站起来举手;不仅要站起来举手,而且手还要晃,就是让老师知道我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到初中一年级去看看,老师问一个问题来,七零八落,举手回答问题的人少之又少,到了高中一年级,老师提出的问题根本没有人举手,更不要说大学。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学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还是失败。你想想看,这个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学生回答的正确性可能性有两种,或者是50%的概率,也有可能回答正确的,也有可能回答错误的。回答正确的老师说很好,坐下;回答错误,老师说你看这个同学回答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呢?不对,错误的,那么他是怎么错的呢,我们来讲一讲,看一下他是怎么犯错误的,我们再来分析他怎么犯错误,所以犯错误的同学不断地给拿出来做榜样,来示众,一次次地受到这种教训,让他知道这种事情不能干,是傻瓜才去举手回答问题。到了高中再也没有人回答问题了。为什么呢?他知道,老师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有答案的,你等着老师说就有正确答案,你不要着急,你去回答它干什么?回答好的坐下,但是回答不好的呢就会拿出去示众,所以这个问题慢慢就再也没有人回答了。所以我们提出问题的目的不是要激发他来回答问题,响应问题,而是要去寻求一个标准答案。我们提出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要导向标准答案,任何与标准答案不一致的回答都是要受到否定的,甚至于是要受到嘲弄的,那你还回答干什么呢?所以人都在挣扎,吃一堑长一智,这点智慧他们长啊,这点记性还是长啊,这种智慧的成熟性让他肯定不再回答问题。如果一个人还老是回答问题,这个人一定是个傻瓜,他稍微有点智慧,他都不会再回答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就是要鼓励学生不再去提出问题,不再去回答问题——这就是整个中国文化在教育上面的反映——我们老师在课堂是这样活动,家长在家里面也是这样的做的。中国的孩子回家,家长对他们最多的一句话是:“作业做完了吗?”而外国的孩子不一样,家长问他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今天在学校提出问题了吗?”学生如果今天在学校提出了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出来,家长高兴,请客吃饭,因为你提出问题老师回答不出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提出的问题有深度啊,有内容啊,值得去探讨啊,你看你提出这么一个有很好想法的问题,不值得祝贺吗?那中国人反过来说,你提出了问题,学生说我今天提出了问题老师回答不出来,家长说你有毛病哦,你把老师难倒了,你想得到什么好处吗?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怎么回答呢?“你提出的问题跟高考有关系吗?” 学生慢慢就不会再提出问题了,不再提出问题,当然也就不解决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是非常有高度的关联的。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代表团到上海去参观学校,听了一节公开课,这是一堂高中物理课,一个非常有名特级的老师上的。因为是公开课,当时有许多学校教师去旁听的,大概有四五个教师在后面听课,有5个美国人,这个特级教师知道这是一堂蛮有影响的公开课,也做了精心的准备:课堂教学目的很明确,课堂教学的内容组织的非常恰当,在课堂还设置很多的问题回答,师生互动,一对一答,非常融洽,气氛活跃,整个课程可以说是行云流水;最后布置作业,作业布置完以后打铃下课,时间掌握得恰当好处。课结束了下面是掌声雷动,这个老师简直是出神入化,大家非常佩服。可是即为美国教师呢,没有表情。过了第二天,他要走了,到了机场,还时间聊天的时候,大家就问美国人:你们听了那公开课,你们有什么评价,你们怎么看?我们期待着人家肯定要说很赞美的话,结果他们说,我们有个问题不明白,你们老师上课问的问题学生都能回答,问到最后老师问还有什么问题吗,同学们说我们没有问题。美国人说,既然老师问的问题学生都能回答,这堂课还上它干什么?真是搞不懂。这堂课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们认为是一堂出神入化的课,他们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老的问题不断得到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在回答老的问题过程当中,大家讨论、辩论、争论,最后产生新的问题;新的问题产生解决不了,大家回家,明天接着讲,接着讨论新的问题;新的问题解决了,又产生更新的问题……这就是教育的动力,这就是教育发展的过程——所有的知识是围绕着问题展开的,在讨论问题、回答问题、产生问题过程当中掌握知识,而不是说这节课你是设计好内容掌握知识的。从知识的掌握的角度来说,从问题来掌握知识,也是最有效的。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做个很简单的实验,当你随意看一本书的时候,和你带着一个问题去看这本书的时候,你看看哪一个学习效果更好?如果你没有问题随便看一本书,看完了第二天95%的都忘了;可是你带着问题去看这本书的时候,那这本书的印象一定要深,我想大家最有体验。所以,以问题为纽带的教学可以支撑我们的教学。这看上去是教学模式之间的差异, 其实上深刻的地方是对人的培养理念上的差异,是对人文教育功能的理解的差异。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在教育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处理回答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关系。
第三,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的关系
第一个“鱼”是鱼虾的“鱼”,第二“渔”是三点水的“渔”。第一个讲的是给你鱼吃,第二是给你打渔的方法。给你鱼吃很快就吃完了,但是有了打渔的方法你就有永久的、获得生存的这样一种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本来就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应该说中国人是讲究这个问题的,可是实际上中国是不注重的,是不注重方法的。我们更注重获得的成果,获得的经验,而不注重获得结果的方法。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要讲一讲科学史。在人类文明的很长的时间,我们是靠经验来认识这个世界的。西方也是一样,是靠一种经验。但是文艺复兴之后西方逐渐进入了一个科学的时代,而在进入科学时代之前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就是科学方法的研究。这里面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是培根,培根就是讲“知识和价值”的,但是培根最伟大的贡献是“科学方法”的贡献。他第一次提出科学的归纳演绎法,第一次提出了归纳要通过实验,演绎要遵循逻辑。正因为有了科学方法论的进步,才有了现代科学。在西方大学里面不管是大学生、研究生都有一门非常重要的课,叫研究方法课,课程里面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课程是关于研究方法的课。而我们的所有学科里面,也有研究方法的课程,但都是极不重要的课程,不少是不太优秀的教师在上研究方法课。对“方法”的这个事情,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面不占据重要的位置。所以这就造成一个我们拿现成经验,拿现成知识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问题,去解决问题。这样做,一个人两个人没有关系,但当成为民族的一个习惯的时候他就一定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科技发明创造,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科学研究的水平。我搞教育学搞了这么多年深有体会,我们绝大部分的教育研究,没有明确的方法,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文章,有几类文章首先讲自己的研究方法,先把方法讲清楚的?反过来你看看外国人,第一个步骤那一定是讲研究方法:我是怎么研究的,学术史的发展,都是具备研究方法的讨论,你这个结论为什么不可靠呢,因为你这个方法有问题,提出了讨论,然后大家辩论、争论,不断改进方法,不断地推动着研究的进程。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比如说心理学,心理学很长一个时间是神灵之学,心灵之学,这有很大的主观性,猜测性。它什么时候成为科学的?就是因为在方法论上取得了突破的时候。我们在坐的各位是学过这个基本常识的,叫做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它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学的时间推迟,以往的记忆逐步地降低。我们学了新知识之后,当我们看了这本书以后,记忆的东西迅速地下降,但是下降到25.4%的时候,这个曲线就是变成孤线,就会缓慢地下降,25.4%的东西是能够在记忆中保持很长时间的,而74.6%的东西会很快地忘忆的,这是人家研究出来的。那么他怎么研究出这个东西来的呢,这个心理学怎么能成为科学的呢?他有个最大的进步就是科学方法的研究。他找出一种什么方法呢?心理学这个东西一定跟人的经验、人的历史,跟人的知识、跟人的阅历有关系,那不同的经验,不同的阅历他一定会对人的心灵也有影响,怎么能把这个影响表示出来,纯粹地测量出人的心灵的特点,这就成为经验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同样看一本书,我也看一本书,这个知识我很熟悉,文史学知识我有,我一看,我不用很长时间基本上很快把这个书本上的要领掌握了,而且我还记得住,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很好的基础。反过来说,你让我看一本数学书,那我看半天,我也看不明白,等我看明白了,但是我很快又忘记了,因为我没有那方面的知识。所以人类这个知识的积累,还是大大影响着记忆的效果,影响着他的思维。所以心理学家长期地徘而不前,心理学有2000年的历史,但是真正的被称之为心理学,心理科学才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艾宾浩斯在什么地方突破了呢?他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叫无意义音节,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把这个德国人的字母打乱了,打碎了,瞎拼,拼出的字母它不是个词,它没有意义,他让你记这个没有意义的词,所有人都同样地记,你三岁孩子也是记这个词,你八十岁老人也是记这个词,你文盲也是记这个词,你教授也是记这个词。所以你这个知识,你的背景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的作用,只有你的心理文明,天生的心理文明发挥着作用,就背诵这个无意音节。那么通过这个东西他就得出了若干个心理学的结论,使得心理学成为科学,这是科学史。所以学科的重大突破,都一定依赖于你这个学科研究方法,这个问题,没有例外。因此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注重教育是知识,是成果,是人家通过一个方法研究出的一个结论,而对于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用的什么方法得出结论的,我们是不讲的,我们最多也是一带而过。而作为一个民族的素质来讲,这就是个大问题;对某一个人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你掌握不掌握方法无所谓,只要能掌握这个知识的运用就可以了,可是一个整个的民族没有这个方法意识,没有这个方法的能力,整个的社会理性、科学研究就会受到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说这个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在方法上的修养也很欠缺。人总是会喜欢讲他熟悉的东西,对他不熟悉、不认识的东西他不想去多碰它,也就是我们自己方法论的修养、接受教育比较欠缺,所以在讲的过程当中,也会无意地忽视了方法论的培训。还有很多人会担心,方法这个东西是需要花费时间的,会影响我这教学的效率,会影响我这个教学的效果,我去讲知识,我啪啪讲,然后你们把它记住,然后考试考出来就行了。是的,这个从短期来讲它是见效的。但是大家想想看,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参加过高考,你们当年那个高考的卷子如果拿来再做一次,还能及格吗?我有95%的把握说你们都不及格!知识这个东西,他很会遗忘,但是方法论是不会遗忘的。我们留下来的是什么?是方法,而不是知识。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告诉他方法,我们只是告诉他知识,那我们就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非常重视方法论的教学,要传授给他打渔的方法,而不仅仅是鱼本身。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统一的思想,需要统一的价值,统一的行为模式,一个团结的集体它有力量。但是在另一方面呢?这个社会是多样的,又是多元的,多样性、个性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现在每天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在消失,甚至整个行业在消失;另一方面我们每一天也有新的工作在产生,新的行业在产生。你要想像以前那样,我进入一个领域里面,我就终身不变了,现在是很难了。美国有人统计过,一个人大学毕业之后,到他退休平均要换11个岗位,流动11次,伦墩的统计数字是要流动10.5次,北京、上海也统计,大概流动7—8次。我们说这个终身从事一个职业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是越来越少了;而这个流动,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你发展的需要。如果你没有这个变化的能力,你没有流动的能力,那你就会失去很多的发展机会,特别是当这个社会逼迫你不得不改行的时候,你这个工种没有了,你这个工厂没有了,你这个行业没有了,你怎么办?你就失去了生存能力,我们有一个说,叫功能性失业。什么叫功能性失业呢?就是有岗位,但是你不能就业,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最最重要的是你没再学习这个能力。我认为一个人在从事一个岗位的时候都是从不熟悉开始的,不管你做了多少充分的准备,当你走向一个新的岗位的时候,你总是有不熟悉的,那你要不断地学习,这个很自然。你一开始上岗的时候有不熟悉的,有做错的,谁都会原谅你,你不熟悉嘛,可是你到了三年以后你说还是老是出差错那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年轻人的事情,是45岁到50岁的人的事情,这种人叫功能性失业。就是他这个工作没有了,那么现在政府借助社会企业给你提供岗位,你去吧,这个我干不了,而且我不能学习,我学不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是最大的遗憾。那么从更高的价值上来说,人不在于他的相同性,而在于他的不同性。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一个人生活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与众不同。多数人我跟你一样,这个工作是可有可无的,我这个人是可有可无的,那我的社会价值在哪里?所以从人的生命意义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饱满起来,教育不是把不同的人培养成相同的人,而是应该把不同的人变得更加不同。通过教育隧道的时候,通过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之后,我们这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优势,通过教育过程以后是不是变得更加地不同,还是大家都变得差不多了?变得差不多了,就是这个一个社会的悲哀;相反,通过教育使得人的不同特点得以放大,那么每一个人变得更加的有个性,更加地具有特色,这个世界,这个大众创新,万众创新就有了可能。那么这里就牵出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尊重学生的个性,怎么培养学生的个性?我们每天有统一的上课时间,我们每一次上课的内容有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是有很多统一的东西啊。要统一步调,要统一指挥,要统一行动,这是这个社会必需的东西;我们有统一的知识,统一的答案这也是需要的,这个是教育本身的功能。但如果你忽视了另外一个方面,只有这个方面就是社会和个人的悲哀。这个问题随着社会的多元化,随着社会文明的进程越来越显得迫切。这是一个呼唤多元,呼唤个性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你怎么能去尊重学生的个性,你怎么能够鼓励学生个性的发展,特别是你怎么能够创造让个性得到发展的条件,这就成为考验我们教育智慧的新的问题、新的理念。我们现在所有的分数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背景下你的水平,但是你分数高是你的本事,高分数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高分数是一个统一里面的一个表现,不是你的全部,甚至于不是你的主要表现。现在你们看见在社会生活当中,统一部分的表现在人类社会生活当中的未来发展起的作用是不大的,起的作用大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你个性化的部分,它在你的生活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对于我们教师来说,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每天在课堂发生的,学生表现出来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需要你思考怎么样去保护它,维护它,尊重它,能够诱导它更进一步地、更积极地发展。我们现在这个教学上很多的改革,包括选修课程制度,包括我们自主教学制度,包括我们的讨论、研修、展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种鼓励学生个性发展的导向。那么这些导向对学生健康成长,对于社会的进步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着从来没有的挑战。我们说从一个“有学上、有教育”到“上好学、好教育”这样一阶段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一种优质的、高质量的教育。什么叫高质量的教育,什么叫优质教育?我觉得这时候就可以回答了。能够把标准化和创造性,能够把回答问题和产生问题,能够把知识的掌握和方法的掌握,能够把统一的要求和个性化要求之间,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问题能够很好地、辩证地、有创造性地处理好,那一定就是高质量的教育。所以我也非常期待看到我们新沂的教育界,我们优秀的教师群体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能够在实践上回答这样一些矛盾的、让人感觉到纠结的、但是也非常富有创造性空间的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创造出自己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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